事实上，证监会几个月前就已经在酝酿退市完善制度了。

今年3月，证监会开始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完善公开征求意见，强化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7月27日，正式稿出炉并要求“立刻施行”，可见统一意见已达成。

这次意见最有“亮点”的修改，就是增加了一条——

这句话比较长，但“五个安全”的提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7月26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体会议；27日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都对安全风险提示、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作了层层部署。但一些生产企业却对“安全”麻不不仁。 

最近，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疫苗案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可以说案件已经涉及新规中所说“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根据最新的新华社稿，长生生物在狂犬疫苗生产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违反批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并“有系统地编造生产、检验记录、开具虚假日期发票”，以应付监管部门检查。

显然，长生生物已经触犯了退市新规的“红线”。几天前，7月23日，长生生物已经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即便不讨论上市公司的规章制度，仅从常识认知角度看，为了获利不择手段、尤其是在涉及公众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大产品生产上弄虚作假，已经称得上“挑战道德底线”。这种企业还能留在上市行列，本就已是巨大的“道德风险”。

《意见》另一大看点是两个“主体责任”的明确：监管“守土有责”，同时“退”者负责。出了问题，得有人担责。

首先是“强化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实施主体责任”。过去，交易所更多发挥了交易平台功能，但一线监管仍长期存在缺位。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就暴露了监管的不足。未来，交易所将被赋予强大的监管职责，目标是“出现一家，退市一家”。

正如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所说，“证券交易所处在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第一线，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线如果管不住，后面必然层层败退。

过去，退市公司的股东也能“套现走人”，中小投资者权益难以维护的现象屡见不鲜。此次《意见》强调，“落实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的相关责任”，明确重大违法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当通过一定方式赔偿投资者损失。

目前，长生生物虽未退市，但深交所已对其大股东、董监高所持有的股份进行限售处理，股票简称也变更为标识风险的“ST长生”。 

过去，A股长期存在“进来难，退出去更难”的老问题。去年IPO提速，今年则为“独角兽”定向“开绿灯”，上市公司数量显著增加。2017年，沪深两市共有438只新股上市，平均每个交易日2家，IPO总量占全球的近30%。

但在熊市环境下，大盘指数承受太多压力。优胜劣汰，能进能退，才是健康的资本市场特征。上市公司早有退市先例，退市公司却寥寥无几，严格的退市制度如今方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退市艰难的背后，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早期，我国资本市场定位于解决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的融资需求，上市公司又具有丰富的融资手段，例如股权质押、定向增发、公司债和可转债等。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区公司上市的数量也是该地方的政绩之一，是各地的“香饽饽”，太多利益牵扯其中。

鉴于政府对“保壳”的动力以及市场对“保壳”的预期，长期以来“炒壳”“借壳”成为资本市场一大顽疾，竟被一些分析师和股评家称为“保壳概念”，忽悠中小投资者跟风炒作。

统计显示，2001年至2017年，A股共有93家上市公司退市，年均退市率仅为0.33%。

我们可以对比下成熟的资本市场。以美国为例，自2001年以来，纽交所平均每年有128家上市公司退市；纳斯达克市场年均303家退市，平均退市率分别达到6%和10%。

今年，证监会、沪深交易所从顶层设计和执行层面完善了退市制度体系，年内已有5家公司退市，拉开退市常态化序幕；截至目前，已确定5家公司退市，其中上交所2家（吉恩镍业、昆明机床），深交所3家（银基烯碳、金亚科技、雅百特）。

长远来看，中国欲打造“资本市场强国”，没有一番“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健全资本市场功能难以打造，理性投资文化难以塑造。

过去，中国经济以间接融资为主，对银行贷款依赖过高，宏观杠杆率和企业债务率居高不下。到了经济下行周期，就会面临债务违约危机，这也是我们时下所见到的情景。而直接融资，简单看就是股权融资，这种资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风险性的特征，有助于助力新兴产业、科创企业和结构转型，让投资人分享红利。

因此，未来退市“常态化、法制化、市场化”应该成为趋势。